作为一种替代能源，生物能源的发展将必然影响到以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的供求格局。自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之后，面对国际油价的波动，代表生产方利益的OPEC与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国际能源署之间一般都能够达成共识，以平抑油价的波动。而惟独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双方的立场出现了严重 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物能源的发展。在2007年的OPEC峰会上，成员国第一次开始关注中期内的“能源供给安全问题”。这表明，OPEC已经对生物能源发展所产生影响感到忧虑。一旦全球生物能源产量达到一定比例，它将直接威胁到OPEC的垄断地位。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非能源生产国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高油价使其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承受；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生物能源的基本条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与OPEC之间的博弈结果。一旦生物能源达到了影响全球能源供求的水平，发达国家与OEPC之间究竟会如何博弈还是一个未知数。

　　生物能源的最终来源是农业，因而世界粮食供求的格局与生物能源的发展存在直接的联系。近期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能源发展的结果。粮价暴涨所引发的粮食出口贸易保护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07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在21亿吨，其中超过1亿吨（占总产量的5%左右）被用作生物能源生产。正是这部分额外的需求打破了全球粮食供求的均衡。

　　发达国家之所以敢于以打破全球粮食供求均衡为代价大规模发展生物能源，这是和全球农产品的基本供求格局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特征是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对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特征则表现为以损害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其结果，世界农产品的出口者主要是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以及南美和东南亚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凯恩斯集团”。